柔石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左翼文学家，又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他虽英年遭害，但其辉煌的革命青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那不屈的抗争，坚韧地追求理想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学习和研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柔石烈士生平家世的资料有许多模糊、矛盾甚至错讹的地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艾村先生的《柔石评传》，以研究者丰富的史料占有和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揭开了柔石充满生命激情的艺术与人生全貌，全面展现了柔石对于人生道路的上下求索及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前驱的光辉历程。著者王艾村先生是出自柔石家乡宁海的学者，他怀着对传主深深的热爱，以饱蘸感情但又不失客观公正的笔墨评述了柔石作为革命作家的一生，并依据其创作历程，对柔石的文学作品做出了精当而又独到的分析。本书填补了柔石研究的空白，对我们正确了解柔石一生思想轨迹的变化，深入研究柔石作品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堪称新时期柔石研究的突破之作。其主要特色有四：
　　首先，全面细致地梳理柔石的一生，完整地记录柔石从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成长为革命斗士，从一个偏远的浙东小城走向东方的红色莫斯科上海的人生履痕，是本书的第一大特色。在对柔石一生的生平经历与文学经历的描绘中，著者将社会现实，时代变迁与那个历史时代的精神氛围有机结合，注意挖掘社会生活在柔石心版上的投影。对于柔石早期思想上经常流露出的悲哀无奈的情调，著者认为这是五四落潮时“历史赋予一个有良知的知识青年的必然的心理体验，应该是很可同情的”。柔石与鲁迅相识以后在文艺观和人生观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原来认为文艺是“情之所喜”的个人爱好，转变到视文艺是“为了救人，为了社会的光明，为了大多数的幸福”的革命事业，而他原来那种由报国无门的孤独感所产生的烦躁懊丧心理也为之一扫。他认真追随并效法鲁迅的思想变革与政治抉择，热诚参与鲁迅所倡导组织的文学社团，逐步成为了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坚。正是与鲁迅的交往促成了柔石思想上的质变，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站点，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战士。著者对柔石的深刻解读是以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史料梳辨为基础的，他在撰写评传之前，就“既关心国内外柔石研究的现状，又悉心在当地调查有关材料，勤于思考研究”，并发表了《大革命时期在宁海的柔石》、《柔石与浙江宁海中学》、《柔石年谱》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学术文章和专著。著者在评传中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并首次披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可靠史料，使读者大开眼界。如对于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沪西租借地一幢洋房里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书中详细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内容以及安全工作，显得真实可信，使之与以前人们易混淆的9月12日召开的“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苏准会”）区别开来，可见当年在“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下柔石作为左联代表，至少连续两次以上参加过类似性质的重要会议，这也使我们对他在《一个伟大的印象》中所描绘的高涨的革命热情更易理解。此外，书中还对某些前人已经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史实的分析与观点的碰撞，在驳难中澄清了疑点。例如对后世一些研究者因柔石在学生时代喜好读书，如饥似渴地接受五四前后由西方传入的各种新思潮、新知识而加以“想做学问家”的挖苦和轻讥，著者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并指出魏金枝在《柔石传略》中一些含糊其词的叙述客观上是造成后来研究者对柔石产生误解和评价不恰切的始作俑者。有些研究者对柔石思想上暂时的困惑彷徨不加分析地扣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之类的帽子，对此著者主张把柔石放入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客观公正地评价柔石的前期人生，还青年柔石一个历史的真面目，这就使得柔石研究更具时代的广度和深度。
　　其次，著者对柔石的评价能够辩证分析，不溢美，不隐恶，能够客观而又全面地看待柔石成长中的一些问题，体现出一种科学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在关于柔石爱情与婚姻问题的思考上，著者既不像一般学者那样持回避态度，对之讳莫如深或闪烁其词，也不盲目跟随某些概念化、公式化的结论，而是视柔石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人，通过具体的史料以及当事人的作品、书信、日记等实事求是地分析，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如对柔石、冯铿、许峨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著者将其与时代的大背景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认为这是颇具时代特色的男女情事现象，是深受当时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新思潮影响的结果，它并不有损于对柔石精神品格的评价。著者分析“冯铿之所以移情于柔石，恐是由于她倾慕柔石的才华和气质和热烈的罗曼蒂克的个性使然，同时又与当时社会知识界盛行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风尚有关”。而对已婚的柔石接受冯铿的爱，著者通过柔石当年的日记和他致许峨信中的“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的话将之视为一个平凡人必然的情感需求。最后认为“我们今天既不必为他们溢美，也不必‘为尊者讳’——在那个历史年代，他们的行动不能说是错误；又何讳之有？要讳，倒反是讳者自作多情，观点非左即右。更不应以今天的法制观点来对他们求全责备”，合理公允地评价了这一事件。在对柔石与家乡革命活动的审视上，著者抓住宁海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这个关键线索，理顺了柔石在镇海中学，宁海中学的行止，廓清了柔石与亭旁暴动之间的关系，彻底揭开了长期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面纱。针对有些人凭主观的意愿和想象将柔石“拔高”，作出所谓“柔石参加宁海革命暴动”，“参与宁海县亭旁暴动”的误述，著者根据柔石在“亭旁暴动”时刚返家不久的事实和他当时与党的关系，并引用许杰的回忆为依据，认为柔石对“亭旁暴动”，事先是一无所知的。但著者也积极评价了柔石在暴动失败后对起义领导者杨毅卿的帮助和他在政治思想觉悟上的提高，指出这为他日后在左联时期成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总之，著者在对柔石的评价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既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也避免了简单孤立地把柔石从时代的洪流中割裂出来的片面看法，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真实全面而又丰富的柔石。
　　本书的第三大特色是：重新解读了作为左翼文学光辉代表的柔石的文学作品，把柔石的作品与其人生经历，时代变迁联系起来，不仅是从柔石作品的客观本体意义上去把握柔石，而且是从柔石心灵的深层的主体流程上去感应柔石。著者依据柔石的创作心路，对其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精当地剖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最为人瞩目的《二月》，有些研究者在肯定萧涧秋的善良真诚的同时，谴责他“退却、畏缩、胆小怕事”，“实在缺少剑拔弩张的反抗”，对于这些隐藏着“左”的幽灵的观点，著者针锋相对，从政治思想角度和个人精神品格两方面热烈赞扬了萧涧秋的高尚品德。对于萧涧秋帮助文嫂不仅没有救她于水火反而导致了她自杀身亡的悲剧结局，著者反对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轻讥萧涧秋，认为这“正是作品思想的深刻处”，“是作者刻意的艺术创作，也是柔石自身对道德伦理的宣扬与追求”。著者还引用鲁迅在《柔石作〈二月〉小引》中对萧涧秋的评析，认为他的“顾惜”与“矜持”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探索人生之路的普遍现象。最后指出，柔石对萧涧秋形象的成功刻画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艺术水平上的提高和成熟，也是他与鲁迅结识后思想上发生质的改变的结果。著者从宏观上把握作家作品，完成了对柔石思想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索，掘进到了柔石灵魂的深处。另外，本书还披露了柔石一些因故未收入集子而散佚的作品，并联系柔石当时自身生活遭际给出恰当评价，使我们对柔石从事文学活动的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艺术风貌有了直观的了解。例如柔石在浙一师求学期间的散文《不安》和新诗《如是》，其中既有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对人生幸福与理想的憧憬，也体现出柔石五四退潮时在灰暗冷峻的现实重压下内心的挣扎与苦闷。作品中那些忧郁消沉的语言反映了一个“思想初获解放心头燃起烛火的青年学子，面对着黑暗的大地，沉沉的坚冰”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然而“他并没有颓唐，消沉”，而是“表现出为追求理想光明而准备与黑暗旧势力作不屈不挠斗争，奋力向前的进取精神”。可见，追求和抗争始终是柔石一生中思想的基调和主旋律，在对作品的微观解读中，著者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全面立体颇具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柔石形象。除此之外，著者还敏锐指出了柔石作品中所受鲁迅风格的影响，并予以深刻地解读。如早期的代表作《疯人》和小说《刽子手的故事》，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创作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药》等篇章的影响。在直接受鲁迅思想光热的辐射亲炙，经过鲁迅创作态度的影响浸淫后，他更是“追随鲁迅正视社会‘直面人生’，执着的反映现实暴露黑暗，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这在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希望》中有明显的反映。作品注重了主题的深化与题材的拓展，将劳苦大众的灾难与不幸一一诉诸笔端，艺术上继承了鲁迅截取生活横断面，讲究情节结构、细节描写以及如现代电影艺术的特写镜头那样的特写等表现技巧，与早期作品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如《夜的怪眼》描写了一个反动派夜间秘密杀人的场景，控诉了新军阀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通篇泛溢着的凄厉、阴沉、肃杀的夜色，正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写照。要之，柔石师承与发扬了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攀援与追索。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本书著者在创作中强烈的主观情感的投入。著者注重与柔石心灵的沟通，以其独特的感知构建出自己心目中的柔石世界。王艾村先生和柔石同为宁海老乡，他的内心满蕴着一份浓浓的乡情和身为宁海人的自豪与责任感。他曾在诗集《劫后拾残·后记》中写到：“我爱我的家乡。史载我们家乡古代有罗适、郑霖、叶梦鼎、胡三省、舒岳祥、方孝孺等等忧国忧民、铁骨铮铮的先贤，近代有自发反抗帝国主义宗教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王锡桐，至于当代的左联烈士柔石，艺术大师潘天寿更是为世人共知的时代精英，家乡的骄子。在工作中研习他们，作文中宣传他们，不仅是责无旁贷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事”。在本书的开头，著者就怀着自豪的心情为我们描绘了这些宁海的刚山柔水培养出的历史文化名人。柔石作为宁海的骄傲，更是受到无比的推崇，评传中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柔石的理解与关怀，著者常常直接对人物和事件做出鲜明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他以宁海人所特有的执着和秉性，与柔石进行了深层心理上的沟通。另外，这也与著者自身的人生经历有关。王艾村的少年时代在旧社会中度过，因家庭经济窘迫，未能修完中等教育。辍学后，他也曾为个人的前途出路苦闷彷徨过，后来受柔石烈士的影响走向革命，然而解放后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审查，历尽坎坷，可谓是“重重大山压，沉沉暗狱埋”。曲折而又艰辛的经历，使他在“学习研究柔石烈士的生平和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不免常有些‘气亦潜通，数亦冥会’之感”。尤其是在论及柔石早期的某些作品时，著者没有把作品看成是与生活毫无关系的无意义无生命的文字堆砌，而是用心去感悟与体验柔石在创作中情感的波澜起伏，用心去感应他的心灵世界。对柔石理想受挫后的心绪和面对黑暗现状的痛苦，著者都以文字再现的方式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贯注，使得对文本的解读显得更加人性化、情感化，同时也更贴近真实的柔石。在创作过程中，著者将其坎坷的经历，革命的激情溶进了评传，用自己鲜活的生命体验去叩问柔石的情怀，思索着柔石的思索，歌哭着柔石的歌哭。全书洋溢着著者火热的情感，融入了著者自己对柔石的认识和体验。虽是学术著作，但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力量的激情涌动。当然，我们在肯定著者倾注个人生命体验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对其学理精神与严密实证态度的抹杀。我们只是从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能用情感激荡的文字去解读与再现这样一位用生命的热血去谱写人生之歌的革命作家的研究者，他的内心也必然是丰富的，激情澎湃的。也正因如此，他才会用流泻出的浓郁情感将只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独特感悟潜入洋洋洒洒的文字中，给人精神上的共鸣。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新时期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对以往文学史有所回避的自由主义作家的研究固然为恢复现代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不少着手“重写文学史”的评论家把思想内容限制在与社会政治相隔绝的范畴内，似乎凡是努力反映时代要求的作品都不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这显然是滑向了另一偏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