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学通史》（上下卷）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新的研究意识与格局。卷首一开始就是“《野草》学史”，著者说《野草》“以极富独创性的艺术形式表现了自己的独特哲学，是了解鲁迅心灵世界的窗口，透视鲁迅学博大体系的聚焦镜头”，“《野草》学当列为鲁迅分支学的首位。回顾和梳理《野草》学史，是《中国鲁迅学通史》微观透视的核心任务”。应该说在八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野草》研究并非“显学”和“热点”。尤其是在新时期之前，当鲁迅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国政治革命需要时，《野草》研究就更处于鲁迅研究的边缘，《野草》主要是作为鲁迅思想彷徨、苦闷的记录而受到关注的。而《通史》却把其列为篇首，视作核心，原因何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野草》研究在新时期的成果最为突出，它集中反映了对以往鲁迅研究的局限性的突破和创新，新的学术范型和研究意识的确立。换言之，鲁迅研究曾经历了意识形态话语层面，政治话语层面和精神文化话语层面的历史演变进程。由于《野草》极其个人化的话语深度与文化哲学精神，就很难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两种话语层面上成为鲁迅学的“显学”，尤其当这两种话语层面作为话语垄断而存在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如同《通史》评析“《野草》学史”时一再强调的那样，以政治和意识形态视野解读《野草》，区分其光明面和黑暗面，消极和积极，甚至贴上政治和阶级标签，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垄断的消极性和负面影响，是20世纪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精神发展中应汲取的深刻教训。基于上述精神文化的反思意识，《通史》对鲁迅学的研究重点和格局进行了新的定位。
　　这当然不仅仅是学术观点和研究个性的差异，而是新时期精神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整体转型的必然结果。仅从学术研究角度看首先是话语转型，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向以多元精神文化话语体系转型；其次是封闭型学术研究向开放型学术研究的转型；再次是《通史》所说的由“外”向“内”的转移。毫无疑问，上述转型本身就使《野草》获得了与其内在特征相适应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说转型本身，使我们更容易接近《野草》本体。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上述转型使“鲁迅学史”作为对20世纪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宏观反思和微观透视最终成为可能。因为“鲁迅学史”不可能在作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现象或意识形态现象的意义上对历史作出本质的深刻的说明，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显示鲁迅自身的博大精深，鲁迅自身是作为20世纪中国一种最丰富深刻的文化现象而显示其价值和地位的。20世纪中国诸多问题的深层次的文化阐释，人们都会把它同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而鲁迅自己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也都只有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才能得到深层次的说明。比如《通史》从东西方文化精神体系的对峙中，辨析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识鲁迅与新月派冲突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及鲁迅学作为现当代中国形成的新的文化资源、经典和传统，只有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才能把握其价值影响和意义。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使《通史》给予了《野草》特别的重视。
　　毫无疑问，把《野草》研究作为“鲁迅学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表明了《通史》研究“鲁迅学”的新意识和新格局，其一是转型意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巨大的历史事变和深刻的理论创新，构成这一标志的重要内容。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显得尤为复杂和深刻。鲁迅及鲁迅学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转型意识也就是时代意识。《通史》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思维和理论创新为线索，以“鲁迅学史”为载体，再现了20世纪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阿Q”这一人物典型繁衍成“阿Q学史”，正是上述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精神文化投影。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沉重和艰辛，是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和不革命的局限性的复杂与深刻的交织。这就成了《通史》对《野草》所蕴含的鲁迅的哲学，即对在“黑暗面”的统一中所显示的人生体悟和历史悲壮的重视与强调的意识根据。同样，《通史》在论述阿Q学史时，把70年代末支克坚“既否定阿Q式的革命，也否定阿Q式的不革命”作为阿Q学史转型期的开始，而以陈涌“在理论高峰上对阿Q的审视”作为阿Q学史转型的深化，最后以多元文化，多学科观照阿Q典型为转型的完成。显然，转型意识所体现的是《通史》更具包容性、更开放的新的文化精神和研究视野，重点仍然在80年代以后。其二是本体意识。《通史》把接近鲁迅及其作品本体，看成是鲁迅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通史》认为“给阿Q定阶级成分”是50年代初期阿Q研究的“闹剧”和“庸俗社会学倾向”，与鲁迅及其作品本体南辕北辙，相距甚远。而在论述“细读《狂人日记》”中，则称赞王富仁、钱理群“深入到《狂人日记》的整个艺术结构中去”，“听出狂人的真音”，所强调的正是对作品本体的解读。作者认为吴小美《野草》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为“排除功利性的政治判断，进行本体论分析，或者说以更深刻的政治社会观点，去看待《野草》的本体世界，还《野草》以本来面貌”。作者强调只有本体论的解读，才是解读作品的“制高点”，才能收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认知效果。其三是哲学意识。如果说本体论是作品解读的根本要求和最高境界，那么哲学思维则是达到这一要求和境界的途径。《通史》多次提到《野草》包括了鲁迅的全部哲学这一命题，并以此作为作者和鲁迅世界的共鸣点。在《野草》学史，阿Q学史，狂人学史等专题史的论述中，作者对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精神分析哲学，“归元”论，以及“中间物”等等，都强调了其哲学理性高度对解读鲁迅的突破性意义。而且，作者在“理性反思”这一部分中，以主客体关系、认识论问题、思维规律、学术范式等一系列哲学命题，总结了鲁迅学史的基本规律、经验和局限。自觉的哲学意识，使《通史》具有厚重的学理精神，开放的崭新视野，鲜明的时代特征，阐释的鲁迅世界由此而显得更精彩。其四是学术献身意识。学术献身意识既是《通史》著者的主体特征，也是《通史》本身的客体特征。《通史》写作历经20年，是呕心沥血之作。而这20年又是商品化大潮涌动，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日益边缘化的时期，没有自甘淡泊的韧性，没有崇高的学术献身精神,完成如此宏篇巨制是不可能的。学术献身精神又包含了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特别是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和思维变革两章更是全书的重心。不仅是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互动促进，而且《通史》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的成果,是对中国精神更深广解放的热切呼唤。推动中国精神解放和思维变革的不断深化，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历史要求，是时代使命。正如《通史》所说“当中国人以及整个人类取得精神解放的那一 天，历史会记住鲁迅,记住以此为精要的鲁迅学的”。当然，也包括煌煌巨制《中国鲁迅学通史》。应特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