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士，是世人公认的“哈莱姆桂冠诗人”，对美国黑人文化做出突出贡献，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访问苏联以后，于1933年7月上旬来到上海，受到上海文坛的关注。
　　当时，由鲁迅、叶圣陶、茅盾、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洪深、徐调孚、傅东华等10人组成“编委会”的大型进步杂志《文学》正好也在同年7月创刊。创刊号气势不凡，一鸣惊人，初版10000册抢购一空，连续添印四版，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招待休士，便委托《文学》社出面，联合《现代》社、中外新闻社等代表，在7月13日假座中社餐室举行。出席者有休士、伊罗生、郑振铎、傅东华、洪深、黄源、施蛰存、楼适夷和翻译姚克等9人。
　　不料，事后竟在这份鲁迅担任编委的《文学》一卷二号，发表了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特稿《休士在中国》，文章开头点出鲁迅的名字，对鲁迅“无端虚构事迹”，加以奚落嘲讽，说鲁迅没有出席招待休士的座谈会，是看不起不是“名流”的黑种人休士……。对于这种不实之词，鲁迅自难容忍。他当即严正驳斥，辞去《文学》编委之职，有半年时间不给《文学》写稿……。——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鲁迅被《文学》主编无端侮辱的事件。
　　　　　　　　　　　　　　　　　　　　　　二
　　这一事件发生在距今72年前，所有当事人都已离开人世。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黄源的《在鲁迅身边》、《编辑生涯忆鲁迅》和《黄源回忆录》等书中，对此都有叙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中我们获悉：
　　首先、公开招待休士，出于左联通知
　　上海文艺界部分代表举行招待休士的座谈会，完全是出于左联的通知。据《文学》编辑黄源说：“文学社接到通知，是左联楼适夷发来的，说美国黑人作家休士从苏联来到上海。左联拟请文学社、现代杂志社等团体出面，在中社召开一个座谈会，议题主要是请休士谈谈苏联文坛的近况。我（黄源自称）非常赞成召开这个座谈会，但这种公开性的会议，茅盾不便出席，我便推动傅东华（《文学》主编）亲自赴会，我也去参加，并为他准备了发言和翻译的资料。座谈会由适夷主持，姚克当翻译。会后傅东华用笔名伍实写了《休士在中国》和译了休士的小说《没有鞋子的人们》。画版里刊载休士在中国的两幅照片，把适夷也照在里面，虽则照的是侧身。”
　　黄源当时还认为《文学》发表“休士这组文章是很及时的。”与此同时，施蛰存也在《现代》杂志3卷4期发表《黑人文学家休士过沪留影》的报导，刊载了休士特写、休士签名式、休士在中社茶叙时的集体照。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由此可知，这次招待休士，原来是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所发起推动。其时，紧接在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以后、国民党当局扬言还将加害鲁迅之时。“茅盾不便出席”，鲁迅当然更不便公开出席了。
　　《文学》社同人（包括傅东华）本来是完全了解和应该理解这一点的。
　　其次、主编化名伍实，公然嘲讽鲁迅
　　化名伍实写《休士在中国》的是傅东华。茅盾说他是政治上属中间派的商务印书馆高级编辑，早年热衷“轮盘赌”的“大少爷”，其胞兄是国民党的江苏省教育厅长，所以“拉他出来主编《文学》，倒是一层保护色。”
　　当左联通知黄源转言：要傅出面与休士座谈对话，他得意之余，忘乎所以，不免信口开河，抬高自己、贬损鲁迅了。
　　引起鲁迅愤怒的原话，茅盾黄源均未引过原文，现据《文学》转录于下：
“美国黑人作家兰斯顿·休士于7月初经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萧伯纳）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士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但是如果我们不太自信黄色真正优胜于黑色的话，这个替最下层人种（？）呼吁奋斗的战士，是值得我们认识一下的。根据着这点意思，我们——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文学社，及其他几个文学团体曾于7月13日下午请他在中社喝一杯冰，谈几句话。”
　　这短短300字的开场白，“开口见喉咙”，傅东华既以自 ，而又诬陷不实，贬褒分明。鲁迅指出：这是“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给我以诬蔑和侮辱……”。——当然无法容忍。
　　黄源说；“这确是污蔑和侮辱了鲁迅”，自己“看过原稿并校样，都没有发现这个失误，非常懊悔。”
　　茅盾当时为祖母去世周年而回乡下，不在上海。他接信就赶回上海，调解此事。“编委会同人承认失检之罪”，请求鲁迅谅解……。
　　茅盾和黄源的回忆录对这件事的发生和调解经过，叙述甚详，可惜遗漏了一件重要史实没有交代——就是在上海文艺界代表招待休士之前，鲁迅早已会见过休士，而且会见的日期要比傅东华等人看见休士还要早8天！
　　这也就是鲁迅《给文学社信》中为什么再三强调的——
　　“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
　　“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这几句话的根本原因。
　　茅盾和黄源的回忆录是重要的著作，记述详明，不免挂万漏一。也许是“智者千虑”之“一失”，书中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吧。
　　　　　　　　　　　　　　　　　　　　　　三
　　美国黑人作家休士1933年7月访问上海，如同美国戏剧家奥尼尔1928年11月访问上海一样，纯属要想“了解中国”的个人游览性质。既没有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环游世界”途经上海口出“幽默”那种轰动的新闻效应；更没有1933年9月世界反战组织的代表——法国工会领袖古久列等人抵沪时，具有“反法西斯”那种适时而强烈的政治意识……。休士悄然到达，自不能使当时的新闻媒体发生兴趣。
　　何况在鲁迅光辉的一生中，会见休士实在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时与鲁迅有亲密联系的权威人士：如地下党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同鲁迅交往正处于非常频繁的瞿秋白……，对这件事都不置一词，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如果不是傅东华在《休士在中国》一文中口出不逊，“得罪了鲁迅”而引起一场风波的话，也许鲁迅会见休士这一史实将永远尘封湮没于历史的角落……。
　　196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倡议，上海市委宣传部指示成立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由叶以群任创作组组长，杜宣任创作组支部书记。我原在长宁区委宣传部工作，因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拙作《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市委宣传部便将我调去上影任《鲁迅传》资料组组长。为创作需要对鲁迅生平有关史迹进行比较广泛地调查，几年中调查四百余人，作了记录约百万字，选取一部份油印《访谈记录》五册。2004年7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头条发表《四十年前〈鲁迅传〉访谈记录“浮出水面”》，报道了我当年记录、整理、编印的这五册《访谈记录》（当时仅油印几十册）的第一册，历经“文革”劫火，居然还能幸存人间，为识者（著名作家陈村先生）重金购得，令人欣慰。
　　1960年3月20日我去访问傅东华先生时，曾询及《休士在中国》开场白引起风波的这件事。傅东华说：“欢迎萧伯纳与招待休士，时间相隔几个月，前者有鲁迅参加，后者鲁迅没有露面，不免有些感慨，便随手写了。”他还说他所说的“名流”并非指鲁迅，“鲁迅多疑，揽在自己身上，是一场误会……。”当时傅东华强调“与鲁迅无甚深交”，还说鲁迅后来对他“很好”，使他“很感动”……。我当时记录约800多字，将他诡辩和自诩的话略去后，节录了短短160多字，以《傅东华先生介绍的情况（摘录）》为题，编印在最近“浮出水面”的油印《访谈记录》第一册第195页。
　　创作组组长叶以群听了我的汇报后，认为“傅东华还停留在三十年代，自以为是，没有自知之明……。”——叶以群是我的前辈师长，191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1931年回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左联的组织部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鲁迅提名要他担任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丁玲挂名）的主编。抗战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建国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和上海作协副主席。
　　1959年叶以群编写《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电影文学剧本时要我为他搞资料工作，为剧本编写《鲁迅生平大事年表》。电影《鲁迅传》的资料工作，是在叶以群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休士来沪时，叶以群虽然有机会见到鲁迅，但对于鲁迅亲自会见休士这件事并不清楚。他说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组织纪律不准有任何横关系。因此，组织上要楼适夷参与公开接待休士，却不知鲁迅事先早已会见过休士了……。这是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特殊环境所决定的。
　　叶以群提出：对于鲁迅先生会见休士这件事，这一次一定要调查清楚。为此，当时我从两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通过当年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转请宋庆龄副主席方便时回忆一下……。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长女，廖承志的胞姊。（她的丈夫李少石是继李富春以后担任党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要职的。）她以何香凝女儿的身份，三十年代曾长期协助宋庆龄工作。我把问题提交廖梦醒后，便静候她的回音……。
　　另一方面通过上影厂的著名演员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写家信代为询问“姚姚”在香港的亲生父亲姚克，请姚克提供鲁迅会见休士的线索……。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是不能随便接触“海外关系”的。
　　　　　　　　　　　　　　　　　　　　　　四
　　通过一番努力，陆续获知鲁迅会见休士的情况，大致如下：
　　廖梦醒转达宋庆龄的回忆
　　1960年春，我去北京工作时住在中央组织部的翠明庄招待所。4月18日接到廖梦醒的电话，要我前往听她转达宋庆龄副主席的回忆：
　　宋庆龄副主席说，休士来华是由美国人伊罗生负责接待的。休士要求在上海能够和我、和鲁迅见见面。我表示同意。至于鲁迅，因伊罗生与鲁迅相熟，两人原来有交往，我就要伊罗生自己与鲁迅联系。
　　当时因杨杏佛被暗杀以后，白色恐怖，不便在公开场所接待，就定在伊罗生家中，比较安全。我叫了一桌中国筵席，要餐馆送至伊罗生家，宴请休士。大家边吃边谈，礼节性的谈话。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在最近“浮出水面”的《鲁迅传访谈记录》第一册第199页，印出了廖梦醒约谈的日期。所谈内容只有十来句话，没有印入书中。
　　姚克女儿转告姚克的回忆
　　我请上影厂好友贺路导演通过他的夫人上官云珠，要其女儿“姚姚”出面，给她在香港的亲生父亲姚克写家信时，顺便代询姚克在1933年给休士当翻译的事……。
　　半年多以后，贺路导演给我捎来回音，大意是：
　　姚克为休士当翻译，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伊罗生家，是宋庆龄请客，宴请休士，鲁迅先生也来的。出席晚宴的是休士、伊罗生夫妇、宋庆龄、鲁迅等五、六人，谈话不多，主要讲中国菜的英文译名。第二次是文学社等代表与休士开座谈会，双方对话当场翻译，谈得较多。……
　　姚克说事隔多年，细节难于记忆了……。
　　休士在美国宣称：“见过鲁迅”
　　二十世纪90年代，我先后6次访问美国，多次去纽约哈莱姆区寻访休士故居，在美国诗人学会（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查阅有关休士访问上海的资料……。
　　在休士的自传《边游边想》中，记述了他在上海时应邀出席宋庆龄的宴会，吃中国餐“有燕窝汤，她（指宋庆龄）像照片上一样可爱，乌黑的头发，温柔发亮的眼睛，细腻的琥珀色的脸庞，和她交谈轻松愉快。”
　　休士写他见到鲁迅时：“鲁迅因为危险的思想，蒙上阴影，然而他还是中国最受尊敬的作家学者之一。”
　　休士所写“蒙上阴影”，主要是指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国民党当局扬言还将加害于鲁迅这件事。
　　在美国诗人学会介绍《兰斯顿·休士生平》的材料中，说“休士是美国的左翼作家，以诗歌为武器，不断地为争取黑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休士曾到过苏联和中国。休士宣称在上海曾与鲁迅会面……。”
　　　　　　　从《鲁迅日记》中找到了依据
　　根据这些线索，查阅了《鲁迅日记》，终于找到了确切的依据。这就是：
　　　　“1933年7月5日。晚伊君来邀至其寓夜饭，同席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