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绍籍爱国民主人士王子余
在绍兴，王子余是一位很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口碑很好。周氏三兄弟都与他有过往还，鲁迅在故乡生活和工作时，两人该早已相识，然而，仅在《鲁迅日记》有两则关于他们往来的记载。查阅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5卷中关于王子余条目的注释，笔者认为“清末《绍兴日报》与民国初年《禹城新闻》等报纸创办人”一语不妥，应予修正。
王子余（1874-1944），名世裕，字子余，晚号渐耳庐老人，笔名余子等，绍兴城区火珠巷人。他虽系秀才出身，也当过省谘议局议员，但思想进步，不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与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革命志士时有往来。1902年，王子余任会稽县学堂监督（校长），周建人、秋宗章（秋瑾之幼弟）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又在绍兴仓桥开设“万卷书楼”，启迪民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03年，王子余与徐锡麟、杜亚泉等挚友在能仁寺创办越郡公学。是年7月9日，他创办了绍兴第一张铅印报纸《绍兴白话报》，并在试弄开办绍兴印刷局，成为绍兴新闻事业、印刷事业的奠基人。经蔡元培等革命党人介绍，王子余于1906年前后相继加入光复会、中国同盟会。1907年夏，徐案、秋案接连发生，祸及王子余，他曾一度被迫离家避难。翌年，风波稍平，王子余与刘大白等创办《绍兴公报》。1909年，他出任山阴劝学所总董、绍兴禁烟局局长，由于王子余热心公益，造福地方，是年被选为浙江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王子余历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嵊县知事、山东高等审判厅书记长、绍兴中国银行行长、绍兴县建设委员会委员、绍兴商会会长等职。他晚年辞去公职，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如主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工作，印行了《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等，主持龙山诗巢壬社之类的文化机构及其活动；负责赈济灾民和难童教养所工作等等。
王子余是周恩来敬重的姑父（姑母周桂珍）。1939年3月下旬，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回乡从事革命活动的周恩来提供不少便利。绍兴沦陷后，王子余坚持民族气节，断然拒绝日伪的拉拢，直至1944年8月8日病逝为止。
见诸《鲁迅日记》，1916年和1917年间，在北京出差的王子余曾两次登门访问鲁迅，鲁迅热情地接待这位乡贤，并把《会稽郡故书杂集》这一他辑录、刚出版的绍兴史传地志图书馈赠同好。
8、绍兴师爷出身的王叔梅
见诸《鲁迅日记》有3处载有民初鲁迅与王叔梅往还的事。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5卷“王叔眉”条尚缺他的生卒年。
王叔梅（1875-1941），名述曾，字叔梅，鲁迅在日记里又写作“王叔眉”，绍兴城区西营人。因王氏在绍兴开设王祥元嫁妆店有年，稍有资产。他未中秀才，更非举人，有人说他是“清末举人”，实误。王叔梅早年随同乡陶大钧（字杏南）去奉天，陶任道台，王则做他的师爷。回绍后，他转而与徐锡麟、陶成章等革命党人为伍，并资助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不久，经蔡元培介绍，王叔梅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初年，嵊县俞景朗任绍兴县知事，他是绍兴自治委员。1914年，许世瑛在福建省当巡按使、李厚基任督军时，王叔梅任闽侯县知事，后升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1916年回浙后，他历任杭县知事、吴兴印花烟酒局局长、绍兴越社董事、绍兴县财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王叔梅即去湖南晨溪其长子处，直至1941年9月2日病逝。
王叔梅是绍兴名流，鲁迅在离开绍兴前似与他熟识。1912年7月22日，王叔梅应邀与鲁迅、许寿裳、蔡元康、俞英崖等原绍兴籍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集聚在陈威（公猛）家设素筵为蔡元培饯别。26日，他与俞英崖又去拜访过鲁迅。翌年3月24日晚上，诸暨人何燮侯在厚德福宴请鲁迅、王叔梅、马幼舆、王幼山、蔡元康、许寿裳和陈于盦等同乡友人。席间，他们讨论了“麻溪坝事”——绍兴与萧山围绕麻溪坝废留而发生的水利纠纷（详见锡金：《〈鲁迅日记〉识小录·二、关于“麻溪坝事”》）。
9、东南英杰王金发
《鲁迅全集》中的嵊州籍人士有20余位，对他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要数王金发。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范爱农》、《这个与那个》和《自传》等5篇文章中提及王金发，其中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忆述与王金发的往还占了相当的篇幅。而在《鲁迅全集》各卷中关于王金发的注释，不仅生年均误植1882年，而且，如直接杀害他的朱瑞的头衔等有关史料亦失实,对王氏的评价还欠公允。
王金发（1883-1915），名逸，字季高，号孑黎。他出生于嵊州董郎岗的一户小康人家。先祖“因恶清避居”偏僻小山村，其祖父王修宫曾参加太平军，率队驻宁波，事败后归隐故里，“恣饮以终其身”。王金发继承王氏遗风，“少豪侠，爱交游”，从小弄枪使棒，尤喜射击，迫于母命，“二十一岁居然青得一衿”。他早年在故乡与胡士俊、周志由等创建大同社。未几，王金发又参加平洋党，并很快取得会党弟兄的拥戴和信任，被推举为“龙头”（首领）。“凡所举动，均以身为党徒先，故党徒咸乐就之”。他们抗捐拒税，劫狱反官，种种反清活动，引起清廷注意，“官府捕之，急如星火”。1905年9月，徐锡麟等党人创办绍兴大通学堂培训武装干部，王金发辈响应入学，并成了徐氏的高足。是年冬，他随徐锡麟等东渡日本留学，鲁迅曾专程到横滨欢迎他们。他俩很可能此时结识，他也大概在这个时候参加光复会。王金发在大森体育学校“以第一人高标毕业”后，即回国到大通学堂执教，协助秋瑾开展皖浙起义的准备工作。1907年7月，秋案发生后，王金发是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他被迫转入地下，流亡海外,始终坚持反清斗争。
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地奋起响应，王金发率敢死队为光复上海、杭州立下汗马功劳。11月5日，绍兴知府程赞清、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等“几个旧乡绅”拼凑了绍兴军政分府，宣布绍兴光复。绍兴人民信不过它，于是，派代表赴杭请求派驻革命军。这样，王金发率部到绍主政，受到鲁迅率领的绍兴府中学堂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起初，王金发“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采取重组绍兴军政分府、逮捕章介眉归案、没收景五四等劣绅的不义之财、选将练兵、预备北伐、免一年钱粮、平米价、奖励兴学、劝导实业、赦免无辜罪犯、公祭徐秋诸先烈，任用鲁迅、范爱农辈一批新人等一系列革命措施。可是，好景不长，王金发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封建复辟势力则乘虚而入，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六神无主，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鲁迅对王金发的这一蜕变感到非常痛心，支持越社青年办《越铎日报》监督、规劝和批评他，并亲撰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只是此时的王金发已听不进忠言，反而恼羞成怒，甚至扬言要暗杀老友鲁迅。王金发虽未对鲁迅下毒手，但他停发了学务经费，使鲁迅无法再当山会师范校长，使他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别故乡外出谋生。
1912年3月，袁世凯夺过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到手未温的政权，王金发也成了士绅们的“众矢之的”，在绍主政不满十月，落得一个“祸绍”的罪名下了台。1913年“二次革命”时，王金发终于猛然醒悟，招集旧部响应，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但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他在杭、绍、甬等地从事反袁斗争的同时，却又对袁氏存有幻想，请求特赦。1915年5月，王金发轻信袁氏空文，有恃无恐地到杭州，即被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投入监狱。6月2日，朱瑞既无罪状宣布，诿为“未奉特赦明文，遵通缉令”，将他杀害，年仅33岁。
王金发一生几乎在咒骂中度过。辛亥革命前，他是被清廷污蔑为“江洋大盗”，不惜以千金赏格屡次通缉而未能拿获的要犯；辛亥革命后，他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为时虽短，却被搞得声名狼藉，最后被扣上“乱党”罪名送上了断头台。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从他的悲惨结局中得出了“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科学结论。
10、清末民初的绍兴风云人物孙德卿
鲁迅与孙德卿在辛亥革命期间过从甚密，他在《范爱农》和《日记》中有过较详的忆述和评说。
孙德卿（1868-1932），名秉彝，字长生，号德卿，绍兴孙端人。孙氏系会稽巨姓望族，孙德卿的外祖家是余姚朱氏，自幼深受明末遗民朱舜水的思想影响。稍长，骑马习剑，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志士为友。他曾随徐锡麟东渡日本，有幸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光复会、中国同盟会。孙德卿从小过继给拥有二千亩田产的叔父孙学文，故堪称当地巨富。他资助徐锡麟、陶成章、龚未生等创办绍兴大通学堂，并出任总理。同时，在故里孙端创办竟成小学堂、大端女学堂等校，从事反清活动。据周建人回忆：“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并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赶出去”！1907年秋案发生后，孙德卿亦受株连，被绍兴知府逮捕入狱，旋释出。此次牢狱之灾并未损伤他的反清革命意志。当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的喜讯传至绍兴，孙德卿怀着欣喜的心情参加越社发起的在开元寺举行的庆祝集会。鲁迅被公举为大会主席，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等，还建议讲演团亦须武装。鲁迅的每一提议，坐在前排的孙德卿总要说一句：“鄙人赞成！”绍兴人民对绍兴知府程赞清、劣幕章介眉拼凑的“绍兴军政分府”极为不满，请求省军政府派遣革命军进驻绍兴。9日，孙德卿随鲁迅、陈子英等绍兴府中学堂师生到西郭门外欢迎王金发革命军，他们从黄昏等到深夜二、三更，大家衣衫单薄，又饿又冷，只好敲开育婴堂大门，入内休息，让茶房烧茶喝，又是孙德卿破费，叫人买了几百个鸡蛋，烧熟后让大家充饥。这次，孙德卿他们枉顾一趟，是第二天傍晚到五云门外迎来了王金发革命军。
王金发在绍主政之初，是顾大局，听舆论的，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但他很快“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应宋紫佩、王铎中等越社青年的请求，孙德卿和鲁迅、陈子英一起作为发起人，支持他们创办《越铎日报》监督、批评绍兴军政分府的种种错误行为。未几，绍兴政局如同全国逆转，《越铎日报》社同人也分裂成两派，此时鲁迅已应邀到教育部工作去了。仍在《越铎日报》任职的孙德卿、王铎中等人可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越铎日报》变本加厉地攻击当局，王金发手下那些当兵的早已弊不住气了，曾到报社武装示威，将办公物品捣毁了许多。而《越铎日报》仍未收敛，1912年7月31日，袁世凯通令撤消军政分府，翌日，被遣散的卫队士兵遂迁怒于天天冷嘲热讽他们的《越铎日报》社，此时又不受王金发的管教和军纪的约束，这次捣毁《越铎日报》社酿成了血案，孙德卿还被人用刺刀在腿上猛刺了一刀。他愤怒异常，将刀伤拍了照，“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远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也了解此事。1913年1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收五日《越铎报》，有孙德卿写真，与徐伯荪、陶焕卿等遗象相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直到1926年11月18日鲁 迅写《范爱农》一文时还说：“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裸体照片”。鲁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对孙德卿如此处理《越铎日报》捣毁案的方式不满。
在事实的教训下，孙德卿后来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也逐渐认清。1914年，他以招股集资方式兴建了绍兴第一个公园：上亭公园，构筑近水楼、北庄、柳村、钓月矶、漱枕园、议事厅、忆五九斋等，又办仁济医院、平民夜校、幼儿园、农事试验场，造孙端大桥，主办集团结婚、排演文明改良戏等，确实为闭塞的乡间注入了一股股清新的空气，确实为服务和造福桑梓做了许多迄今为人称道的好事。其中在建造上亭公园期间，适逢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袁氏为了达到称帝之目的，竟承认这丧权辱国的条约，袁氏阴谋败露后，国人大哗，掀起反日运动，史称“五九国耻”。孙德卿便在上亭公园里的议事厅对面，加筑一幢“忆五九斋”，并布置相关陈列，教育后人毋忘国耻。
11、徐锡麟的“得意弟子”沈钧业
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间接地提到沈钧业。
沈钧业（1884-1951），字复生，亦作馥荪、复声，晚号复庵。绍兴张墅人。系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沈钧业儿时从族人读书，应试取为秀才。废除科举制度后，他旋入绍兴府学堂，师事徐锡麟。徐氏时任该校副办（副校长），沈钧业为“徐君得意弟子”。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后不久，他经徐锡麟介绍参加光复会。翌年，沈钧业与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人随徐锡麟东渡日本留学，鲁迅、陈子英曾特地到横滨欢迎。他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同时从事侨商宣传工作，还协助章太炎办报。后来，徐锡麟回国从事反清武装起义，沈钧业则因突患麻疹而滞留日本。1907年夏，徐案发生，他亦受株连，是清廷通缉的“逆犯”之一。在此前后，沈钧业相继参加中国同盟会、南社，并受孙中山之命赴印度尼西亚爪哇，与田桐等共事办学、办报，任《汉文新报》主笔，鼓吹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他即回国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未几，杭州光复，沈钧业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他随屈映光（文六）多年。屈氏在浙主政时，沈为金华道尹；屈氏擢升山东省长，沈当山东省公署政务厅厅长；屈氏调任北洋政府内政总长，沈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后来，他还当过江苏省吴淞钓船局局长、江苏省财政厅观察等。
1933年，沈钧业在故乡与王子余等着手编印《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凡十六册（第二辑因抗战爆发虽已编就，但未能付梓）。他参与修葺大禹庙，著有《绍兴氏族考》。抗战爆发后，沈钧业又参与筹办难童教养院，并力主抗战。他工诗词，有自署《睫巢诗歌》存世，多为咏史，其爱国爱乡之热情，充溢诗篇之中，美不胜收。1939年3月底，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故乡绍兴从事革命活动，会见过沈钧业，两人交谈甚为投机。周氏十分欣赏他的诗作《七律·与客谈明末浙东山寨遗事有感》，赞同沈氏国共合作抗战“颁诏何须辨鲁唐”，坚信抗战前途“中华终竟属炎黄”，并爰录此诗书赠绍兴《战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曹天风。
鲁迅很可能于1905年与沈钧业在日本相识。鲁迅的挚友范爱农是沈钧业在绍兴府学堂和留学日本时的同学。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写道：被赶出山会师范校门的范爱农生活无着，“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熟人”就是沈钧业。
12、老同盟会会员俞英崖
俞英崖（1877-1955），名骏，字英崖。绍兴容山人。鲁迅在日记等著作中多次提及他。
俞英崖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不久，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陶成章、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担任教职，故俞氏亦系光复会会员。民国初年，俞英崖任吉林省延吉县知事。1918年前后，他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任职。1923年，俞英崖一度与友人在上海合股经商，结果大蚀其本，复赴东
北某地某道当秘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设法回到关内，先在江苏省江阴县硝磺局等处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