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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越文化散论 |
陈建新 倪建伟 |
| 人无往而不在文化之中，不论是认同或否认，是文化的守夜人或坚决的叛逆者，都显示着与自身文化语境最密切的关系。鲁迅弃传统文化为蔽履而力图引领新文化一路狂奔，但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体认却有着庖丁解牛般地熟悉。他曾号召青年人多读外国书而少读中国书，他给许寿裳的信中称“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①显示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排斥，但同样在给许的信中，他又这样说过：“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②在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到鲁迅对博杂古书的向往，并对中国的古代文学，有着痛惜其陨落的捍卫认同之情。他正是在对文化的不断玩味中剔出其本质性东西，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阅读和思索中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他所浸染于中的文化既给了他充实的精神世界也给了他对过去的仇恨，推动着他确立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立场与姿势，但又是他与传统世界连结的精神纽带。如他使命感极强而时时以道抗势，“我以我血荐轩辕”；他极重孝道而生活压抑，所有这些都不难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己剖析说“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与我不相干。”③由此可见，他不但在不停地挖祖坟而审视诸子，而且一直被不断地卷入诸子的漩涡之中，一面是深刻的反省，一面是欲自拔而不能，传统以其巨大的惯性与渗透力将人卷入其中而参与人格的塑造。但是如果更进一步审视的话，作为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诸子思想在鲁迅身上体现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终鲁迅一生他都以反传统的姿势而与专制文化处于对立的地位。倒是作为鲁迅生长于斯的越文化，与正统核心文化相比，在鲁迅身上体现了更大的影响力。 一、“深刻”的追求 1933年，鲁迅发动了对昔日文友小品文的讨伐，“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④鲁迅呼唤战斗的匕首投枪式的檄文，希望作家用一针见血的深刻和风骨血性来抵挡世间的黑暗，他鄙视在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时刻，某些文人对“小摆设”的情有独钟。在鲁迅反对的人中，周作人和林语堂就成了代表，周作人认为“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⑤曾经并肩作战的周氏兄弟的文风终至“如水火不可调和的地步”。至此周作人自己归纳的越地内部两派的文风在两人身上得到了最明显的印证。 周作人曾在20世纪20年代审慎地指出两浙文化内部存在着“飘逸和深刻”两种文风上的分野。这两种文风的对立，在五四新文学的浙江作家群体中非常引人注目。比如鲁迅和郁达夫，前者往往用挑剔的目光鄙视两浙温煦的民风，后者则以才子的浪骸迷醉于两浙的山水。逆鲁迅而上，我们可以追溯周作人所谓的深刻一派的谱系：毛奇龄学识锐利个性执拗，《四书改错》、《诗传诗说驳议》、《太极图说遗议》中都充满了疑古考辨精神，而在文艺批评上更以见解精辟独树一帜而著称；章太炎以一代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驱风行天下，章反驳自己恩师俞樾的《谢本师》一文向传统的师道和忠义提出挑战，可视思想解放的雄文；在毛章之间更横亘着黄宗羲、章学诚、赵之谦等经世致用而思想尖锐之人。而深刻之于鲁迅，那是标志性的内涵，鲁迅对于中国的洞识，是任何欲解读中国之人所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他“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⑥ 鲁迅的深刻，关乎其个人的秉性天赋、家庭环境、异地新知的接受、山河破碎心忧天下的担当等众多因素，这些也为广大论者所详细阐释。但我们或许还须充分挖掘越地的文化土壤所提供给鲁迅的思想资源。作为现实成长的地方，故乡让鲁迅厌恶，所以18岁便“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但是故乡也成了他一切思索的“出发地”，鲁迅的作品大都烙满了S城的风土人情，哪怕更多的是从中提取了愚昧和丑陋。同时对几千年来的故乡文化积淀，鲁迅也颇有自豪认同之情。1912年鲁迅在刚问世的《越铎日报》的创刊词中写道：“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文辞铿锵，意绪激昂，可见鲁迅怀有对故乡深厚的人文情结。辛亥革命前夕，在为消磨生命抄写古碑的灰暗岁月中，鲁迅借读古书打发时间，而此间涉猎的书里，越人之作竟占有相当的部分。他辑校出版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校《后汉书》、校录《志林》、《广林》、《范子计然》、《任子》、《魏子》等众多书目，从1913年起，鲁迅还开始了他一生多达数十遍的《嵇康集》校勘。可见故乡作为形成深刻性思想的一个源头，其文风和历史遗存都对鲁迅有着无可低估的影响。 说到文风和历史遗存，还特别要提及“师爷”传统给予鲁迅的深刻影响。 绍兴特产师爷，举世皆知。从明朝万历年间始，四百年来从绍兴涌现的师爷不计其数。《萧山来氏家谱》记载，在万历年间，到京师托足谋生的绍兴人，“为幕僚、为掾房、为仓场、巡驿、魏簿之属，岁不啻千计。”⑦当时京城中的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有清一代，绍兴的游幕之风愈煽愈炽，师爷龚萼自称“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尤其在雍正乾隆以后，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门性的幕僚群体，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了垄断性的地位。其声势之旺，以至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格局；名声之大，以至绍兴师爷成了胥吏幕僚的代称。 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最后几百年里，绍兴师爷既是庙堂统治全国的工具，也成了农业基层社会运作的根本。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到运作，绍兴师爷充当了一个无可代替的角色。在如山似海的公案文牍间，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中，师爷们游刃其中，如鱼得水，恣意渔利。他们摸熟了那架古老而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锈迹斑斑的零件，背熟了每一条操作的规章，没有谁能比他们更了解这架机器的故障——因为他们最善于利用这些故障为自己谋食获利。同时，在气象诡谲的官场中，他们绞尽脑汁为幕主出谋划策，以翻天妙手为其指点迷津，起死回生。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局中人的体验和当事者的洞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着无比深刻和广泛的认识。他们所得出的认识和结论，要比此前任何政治家和思想家深刻全面，只是他们不抛头露面，而是作为幕后人默默地冷眼旁观和敏捷行事。⑧“幕虽小道，非洞达世情，周知利弊，焉能出而佐人。”在周作人看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⑨尽管周作人并不以“绍兴师爷”为荣，却坦然承认这种“师爷文化”在绍兴的地位，以致说它弥漫乡间无所不在，可见置身其中的人，也难免在耳濡目染中受到这种文化的浸润和熏陶。鲁迅在回应陈源说他“刑名师爷的脾气”时，主动将自己和师爷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古语说得好，‘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紒紛矠鲁迅不仅从容接下“刑名师爷”的称谓，并指出师爷的“察见渊鱼”的深刻本质。进一步分析鲁迅的文章，我们还可发现师爷文化在鲁迅思维中的承袭。师爷们在尺案文牍间既要精研文字光滑体面，又要能在办案中使文字敏感善辩，所以就形成了后人所谓的“一张利嘴，一把笔刀，”大抵是说他们对文字的稔熟和驾驭能力。与论敌交锋时，鲁迅总是喜欢把“咬文嚼字”作为行之有效的战术而频频出击，在与“学衡派”的论战中，鲁迅就抓住萧纯锦一个“之”字的滥用，在纵横捭阖的奚落中让对方颜面丧失殆尽，剥下学者们学贯中西的画皮而置对手于无可辩驳的境地。所以鲁迅说“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正是在这挑剔的文字中，凝聚了鲁迅深邃的思想。师爷笔法中有种常见的笔法叫作“反作法”，对社会中各种既存的现象，不是沿着已定的逻辑关系去推演，而是逆流而上，反向思维，常有不落俗套的惊人之见。作为技巧也许只是故作骇人之语，但作为思维方式，却能在察前人之所未察中发现要义。鲁迅特意为这一方法命名为“推背”，“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鲁迅在满嘴“仁义道德”的书中读出了吃人，“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些精僻惊人的论断正是在语义背反中达到深刻的境界。由“反作”法又可引出师爷笔法的另一惯技，即“诛心法”。在各种《幕学举要》之类的书中，都有师爷“诛心”破案的例证。诛心之谓，是指在实际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直接推究其居心蓄意的方法，从判案本身看，属于无据断案不可取，并很可能因为个人之见而导致冤假错案，但刑名师爷却往往用此技巧破案，一些高明的师爷(如汪辉祖)依此“幕学心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攻心之术令案犯招供。鲁迅在抨击杨荫榆《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一文中说：“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紒紜矠。但这篇文章对杨荫榆梦的引伸，已可看作是典型的“诛心”之笔了。由此更可以联想起的是鲁迅的小说，在那里，他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挖掘和洞察，更多地带有这种“诛心”的痕迹。由上述的钩沉和推演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思维特征中来自乡土的一种渊源。尽管鲁迅对西方近现代学术的接受决定了其基本立场，但鲁迅始终没有以纯粹的学者身份参与学理上的启蒙，他更多的时候是直接进行论战。这种现实的态度在于他理性精神和现实的接合，而师爷传统在其间就恰恰成为一个有效的中介。 二、复仇之乡的刚硬之风 越文化属于江南文化的版图，一提起江南文化，我们总是想到“杏花烟雨江南”的妩媚，它与长河落日铁马秋风的北方文化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江南文化被定势为一种温情脉脉的柔性文化。但是稍加细察就不难看到江南的吴越文化还有刚韧劲直的一面。如班固所谓：“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期那场卧薪尝胆的复仇战争对越文化的心理品性的熔铸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吴越文化内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粗略而言，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区偏秀婉，宁绍平原的“越”文化区则趋刚硬。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区，自汉晋以来一直被认为风俗清美，烟花繁华。在浙江，浙西(杭嘉湖一带)属于吴文化区的范畴，而浙东(绍兴、宁波、台州、金华等一带)则是越文化的主要凝聚地。《绍兴府志》云：“居会稽、余姚之间，地狭而好矜名。类能饬廉隅，笃孝让，然者生事，意气多发扬，少含蓄。”越文化的这种刚硬之气，使越人宁折不弯，内重耻辱而时加鞭笞，外重名节尊严而不惜以身殉道。 当青年鲁迅在东京离开辫子油光可鉴的标致国人时，他踏上了去仙台学医的道路。在途中水户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这正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紒紝矠后来，他还特地前去凭吊朱舜水的遗迹。这位几百年前的反清同乡的浩然之气激起了鲁迅内心澎湃的激情，为了心中的信念而独入绝境，客死异乡而矢志不渝让鲁迅深深地敬佩。 终鲁迅一生，他都被王思任的那句话感动：“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紒紞矠“复仇”成了鲁迅世界里一个突出性的主题，近于梦呓的《野草》中单以《复仇》为题就有两篇，频率之高其他主题无出其右。《铸剑》的眉间尺为父复仇，黑衣人为自尽的眉间尺复仇，仇恨与信念，杀戮与归宿，使复仇成为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了鲁迅对复仇艰辛的体认。他本人欲扛住黑暗的闸门，那是为光明复仇；他向无物之阵叫板，那是为实有复仇；他一生四面出击，东征西伐，却总难逃徘徊于无地的彷徨，以“不知其味自噬其身”的惨烈为人生的意义复仇。与其说“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不如说鲁迅的一生是复仇的一生更为妥贴。他向一切他所厌恶的东西的宣战，都是为了其内心所认同所渴望的一切的复仇回归。复仇向来都是勇者的事情，没有内心生生不息刚硬力量的支持，复仇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越人内在的刚硬之气，正赋予了复仇行动的力量。 三、偏执的异端 相对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越地却多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异端之士，这似乎是一个特别热衷于生长异端的地方。越地从有文化记载开始就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锋芒，异端的出现就呈生生不息之势。古代的嵇康、王阳明、徐文长，近代以来的蔡元培、章太炎到鲁迅皆属此类。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一生奉行个人主义的立场，虽然身受尼采、叔本华等现代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但我们始终不能忽视上述越地传统的因素，先辈异端精神的感召，甚至师辈家长的耳濡目染，正是这些文化背景，才使鲁迅在接受和奉行个人主义精神时畅通无阻，而且为他吸收西方文化铺平了道路。 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从文学的边缘地带——被视为非文学正宗的世俗小说——破土而出，晚清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挑战从两广湖南江浙一带的次要传统区域开始发轫，这或许可以说明越地之所以多异端的地域缘由。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越地和中原文化所形成“边缘——中心”的对应结构，无论越地文化如何繁荣发展，但它始终是内陆中原文化的附属和补充。对于来自中原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它会很自然地做出灵敏的反应，类似于今日全球化与民族文明的冲突。但这种反应不是采取激进的暴力形式，而是表现在文化心理上的疏离，或者说，有一股绵密坚劲的离心力从区域文化场中渗透出来。这一离心力汇流了整个传统中所有对抗性、冲突性的因素，主动呼应和适应异质文化对正统文化的冲击波。也就是，越地的文化地位导致它蕴含了强大的变革正统文化的力量。它为异端的出现提供了外援性的因素，当他们敏感的心灵一旦触碰传统中摧残身心的部分，在集体的无意识中就寻找与正统的对抗性力量，包括向同质文化的内外方向所取，从而做出惊世骇俗之事。紒紟矠在鲁迅的时代，一旦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衰落格局形成，这位从越地走出的青年立刻与传统拉开距离并与之尖锐地对立，他的思想和目标就指向了另一种文化参照下的中国该走的道路。 师辈家长对鲁迅个人主义立场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影响。尤其是章太炎，这位鲁迅一生服膺的革命家，行事强悍而又学识渊博，青年鲁迅一系列世界观的确立无不显示着太炎的身影。章太炎推崇拜伦、尼采，反文明、反权威、反束缚，强调道德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甚至崇奉原始，渴望回归自然。这些思想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处处体现出来。太炎说“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反对群体压抑个人；鲁迅则希望个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敢于向群体挑战，“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章太炎说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国家而生，也非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对于他人，均无责任”；鲁迅也反复强调“绝对之主我”的个人应该“绝义务”。通过章太炎这一中介，鲁迅打开了通往现代人学的大门。但鲁迅能够认同接受章太炎的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越地文人色彩一个突出特征是性情偏执而乖僻，更多程度倾向于重内心而弃中庸，哪怕有失偏颇也在所不惜。章学诚的《章氏遗书》、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中都记载了越中幕客脾气拗倔，桀骜不驯的故事。他们“宦室编民，不自悬别，沾沾已足，耻师人，见贵势不为加礼。”显现出了一种重个人轻万事的人生态度，这正是鲁迅所称许的“使气师心”。越文化中所包含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在鲁迅成长的地方，在无声无息中渗入其刚刚开启的心智。鲁迅自小就开始表现出对博杂图书的热爱，读山海经，从本族亲戚处借阅小说，成了他童年的美好回忆。而对于读经或者父亲指定背诵之事，在后来他的回忆中却成为一件件摧残童心的往事。 其实即使家规森严，周家书香门第重视功名进取，鲁迅的长辈们却也有着重内心而决不变通的前例。《狂人日记》的原型据周作人考据来自鲁迅一个发疯后来痊愈的表兄，周家的亲戚中出了两个疯子，一个人如果不是过度滞留于精神世界是很难走向崩溃地步的；而鲁迅祖父介孚公科场案更是一个执着内心不愿变通的实例。介孚公因科场作弊一事最终锒铛入狱，但在出事之初知府王仁堪本想含糊了事，只要介孚公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不想“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做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紒紡矠满清文字狱科举案严酷，在这极端关头，介孚公却仍然不变通，认死理，打硬仗，即使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这种人生姿态的力量来自个人对内心信念的强烈体认，并竭力捍卫这种立场。 综上所述，越地的文化形态、文化色彩和成长环境都暗暗为鲁迅预设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场，使其在某个时候一旦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人学，个人主义的立场，它们就以一种强劲、深微的力量诱导鲁迅去认同、吸收这些异质文化而最终成就深邃思想，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脚印。 上面我们归纳了鲁迅的三个突出的特征，“深刻”是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刚硬”是个性上的特点，而有时近于偏执的反主流文化姿态，则是一种文化立场。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这三个特征，也不能理解得过于绝对。因为，在思维方式上，鲁迅除深刻外，思维灵活和想象丰富的特点也很明显。而“刚硬”也只是鲁迅性格的一个侧面，正如他在评说陶渊明时所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紒紣矠鲁迅的“刚硬”针对的是敌人，而对自己人，鲁迅则称得上柔情似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对他的这种柔情的绝妙写照。至于走异端的反主流文化，也并非是鲁迅的唯一文化立场，正如我们的文章一开始所指出的，在鲁迅身上，还有着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另外一些特点。例如鲁迅在生活中十分克己，勇于自我牺牲，勇于承担责任，这为他的许多亲人和友人所称颂，与今天一些所谓的“愤青”有着根本的区别。而这，才是许广平所说的“鲁迅也是普通人”紒紤矠，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任何把鲁迅神化或妖魔化的叙述，都是对鲁迅的亵渎。 其次，鲁迅的上述三个特征，并非只是越文化的产物，它们应该是很多合力作用下的结晶。然而，必须承认，其中越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诚如爱略特所说，文化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棵树，不能够凭空创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大之时，如果你发现，一棵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紒紥矠对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有一棵特定的树，他都在这棵树的荫蔽下成长着。越文化培育着越人的风骨、气色，如前文所分析的，生于斯长于斯的鲁迅，在他生命几个重要的方面，流露出了越文化的风范。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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